还萧红与萧军本来面目

长期以来，已故著名作家萧军背负着两口“黑锅”。一为众所周知——缘自1948年哈尔滨发生的那场非常事件，当时的中共东北局给这位鲁迅学生、党外作家扣上了“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大帽子，并在全东北解放区范围内进行公开批判，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核准予以平反。另一口“黑锅”，起源要更为早些，持续时间也更为久远，至1988年他逝世时也未被摘除，这就是在现代文坛上众说纷纭的关于他和早期爱侣萧红之间的恩恩怨怨……六十多年来，他一直被这口“黑锅”所重压，而它因属“家务事”，自然不会有什么权威机构权威人士来论断。未想到在新老世纪之交，却被一个“小人物”给摘除了——作家秋石（本名贺金祥）历经二十年潜心研究，及与十余位三十年代见证人反复叙谈、深究，并经数十次实地实人调查、考证，费时两年三易其稿写就的《萧红与萧军》一书，用大量确凿无误的事实说清了这个问题。正如著名文艺理论家贾植芳先生在本书序言所指出：秋石的这部新作“将给予广大中外读者一部充满新意而又真实生动地关于两萧的生活传记”。

《萧红与萧军》不是秋石的处女作，也不是他的首部研萧之作。此前，他曾出版过一本深受各方好评的研萧文集——融史料、研究、辩诬、怀念、回忆于一体的《聚讼纷纭说萧军》。

为了写好这本长篇传记《萧红与萧军》。据了解，秋石先后去了南京、杭州、北京、哈尔滨、锦州、呼兰等地寻访曾与“两萧”有过来往的好友及知情人，叙谈并考证了有关细节，研读了500万字以上的有关著作、左翼文学史料。有时为了弄清一个典故、一个出处，他不仅查阅了“两萧”生前所写的文章及好友的回忆、怀念文章，而且还不厌其烦地一一核对鲁迅书信日记及其文章的出处，乃至上百次通过电话同远在北京、长春、沈阳、哈尔滨、海口、乌鲁木齐等地的知情人进行核实。例如，为搞清楚抗战初期两萧在战时中心武汉的一些细节，他不仅走访了居住在北京的梅志先生，而且还在长春找到了三十年代见证人蒋锡金先生，因而对这段时期的两萧生活、工作和投身抗日洪流及与国民党汪精卫投降派的斗争，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史料。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在秋石撰写《萧红与萧军》这部长篇传记之前，已经有了海内外各类人士撰写的三十多种关于萧军和萧红的研究和传记版本。这些出版物从各个方面和角度，或为萧红立传，或为萧军作评，众说纷纭，各抒己见，莫衷一是。比如两萧在危难中结合，最终又在战乱中悲剧性地分手，这个事实究竟原因何在？在此之前的这三十多个版本中，有一些是借助了女主人公萧红的话来加以佐证的。萧红生前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恨这个以男子为中心的社会！”此外，几十年来，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武断地下了这样不符合事实的结论：“当初两萧结合时，爱情的天平的重心就不对，是偏向萧军一边的……”而秋石的《萧红与萧军》一书却强调了两萧之间的真挚情感，以及由鲁迅一手扶植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对我国革命文学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文学的重要建树。弥足珍贵的是，秋石在该书中真实地描述了鲁迅对来自沦陷区青年作家的无限关爱和扶持，在同类研究中首次全方位地对鲁迅回复两萧的全部53封书信逐一进行解析，穿插鲁迅同两萧交往的一个又一个的真实故事，重现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三十年代左翼文学一幕幕可歌可泣的感人情景。该书还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迄今为止仅存于世的萧红的两首旧体诗；1936年3月27日由鲁迅授意、萧军起草整理的鲁迅、茅盾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贺电；鲁迅断然否决某“奴隶总管”要求萧军加入左联的真正原因；1936年5月鲁迅与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埃德加·斯诺晤谈的细节及对两萧的高度评价；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由留日学生自发举行并由左联东京支部主持召开的鲁迅先生追悼会上，萧红被公推为大会主席等等。

针对在此之前一些版本中大肆渲染的所谓两萧离异、所谓萧红同多名男人同居的“细节”（实为望风捕影恣意杜撰的地摊文学式的花边新闻）的描写，以及对萧军救萧红别有用心的渲染，秋石则依据确凿无误的史料一一加以批驳和纠正。诚如作家在该书《后记》中强调的那样：作为后人，在评判先人尤其是在评判历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影响和重要建树的人物时，首要的一条是要尊重史实，尊重事物的本来面目。在引用当年萧军救萧红、两萧结合和两萧南下流亡最具权威的见证人舒群生前客观、公正的结论后，秋石指出：除了萧军救萧红出苦海这个根本前提，我认为，我们还应当尊重以下事实：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萧红以鼓励和几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在《萧红与萧军》一书描写到萧红临终的情景时，作者直截了当地引用了萧红所倾吐的心声：“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这轻轻的一笔，使我们看到了萧红对萧军的一往情深，从而使得那些不负责任的种种猜测不攻自破。

对于《萧红与萧军》一书的写作，作家大容量地采用了纪实与考证相结合的创作手法，因而也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感受；对那些无视史实、谬误百出的“传记”予以严正抨击，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人们都还记得1994年1月10日，台湾《中央日报》上刊登了一个名叫李家的人所写的长达15000字的《萧红和她的四个男人》，文中内容不乏对鲁迅、对鲁迅的学生、对左翼文学阵营的诬蔑、攻击。当这则别有用心的长文被改头换面地转摘于内地一些报刊时，秋石曾依据自己所掌握的确凿无误的材料，在诸多文坛老前辈的支持下，于《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关于萧军与萧红的一些史实》的长文，进行了辩诬。半年后，秋石再次在《文艺报》上发表了题为《白云原自一身轻——缅怀萧军先生》的长文，以确凿可信的史料描述了萧军当年在延安时同毛泽东的交往和对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可贵贡献，以及萧军在彭真、胡风、丁玲等人身处逆境时不顾个人安危而仗义执言的种种感人行为。此后，他又在许多报刊上发表了数十万字的研萧文章。其中较有影响的分别是：《毛泽东与萧军》、《彭真与萧军》、《鲁迅与萧军》、《萧军与王实味事件》。如《鲁迅与萧军》一文于《文汇报》刊出时，周海婴先生读了，认为是“比较真实、可信”。

现在，继出版《聚讼纷纭说萧军》专著后，他又向我们捧出了《萧红与萧军》这部凝结着他多年心血的作品，望着这两本沉甸甸的书，我想，这就是作家辛勤劳动的收获所在。诚如一位三十年代左联成员对他说的话：你替萧军正名，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所有历史上遭遇过不公正和冤屈的老一代作家正名。听说，他目前又埋头于他的第三部研萧作品的写作。这是令人高兴的信息。